抗震救灾·恢复重建陈列馆开馆第一天
第三，高全喜的政治宪政主义尽管强调规范价值的意义，但他却尚未清楚地对规范价值（宪政框架）的根源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而独断地将英美的司法宪政主义等同于此种规范价值。
见[日]大沼保昭：《人权、国家与文明—从普遍主义的人权观到文明相容的人权观》，王志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4页。按照这种类比，国家就是一个融合机械学和医学的物件。
在这一过程中，理性的形迹处处可见。{25}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个人的力量总是微弱的、有限的，任何一个个人，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时，必然缺乏足够的抗衡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诉求往往难以产生足够的反响。民主不是假、大、空，民主就是能够使人们从这种制度中来获取更好的利益保障。另一方面则可以相对地保持中立，以摆脱意识形态等因素对国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惟有当义务的呼声代替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嗜欲的时候，此前只知道关怀一己的人类才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则行事，并且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9}(P.25)。第二，经过社会契约而生成的国家拥有代表和高于任何单个个人的人格。文章最后以实例说明的方法简要介绍了法学家从事法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步骤。
⒊经济学语境与法学共同语境根源于基本命题、核心范畴的共用等。[19]（美）库尔特·勒布、托马斯·盖尔·穆尔编：《斯蒂格勒论文精粹》，吴珠华译，第56页。[22]两张皮是对法学和经济法学著述中法学和经济学用语不符合法学和经济学规范之缺陷的俗称，它表明著述者对有关经济学理论知识一知半解和法学功底浮浅，也导致学习者对有关法学和经济学知识学习的不能深入。[8]再比如，从契约论的观点来看，由于行为人在市场合作机制中能够做出更加有效、灵活且切合自身利益和运行成本更低的契约安排，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对于公司章程是无须多加干涉的，从而公司章程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即约定大于法定的效力。
进行这种语境转换的一个认识前提是：明确法学语境与经济学语境的异同点。其实只要在物权法研究中与其它部门法的学者一起交流思想，引入经济学等其它专业的知识，运用各自的理论对对方观点进行逐一研究与梳理，相信这种相互对照与借鉴的方法，可以弥补各自领域学者的理论不足与片面，有助于不同学界对共同关注的现实问题澄清概念、统一认识、互取所长，[14]这样才能更有助于物权法的制定。
从语言学与认知学的角度分析，越是高与专的专业人士，其知识存量与知识流量就会越向其专业中心聚焦，这些专业人士在其生活或工作的过程中都会不自觉地以自己的专业思维去思考与分析问题，因此难免出现专业认识上的偏重，出现所谓职业病的偏见问题。法律经济学在这个层面显然也大有作为的空间。[25]严格来说，由于统计数据的抽样特点，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限制：比如，上面的结论可以修正为在80％的情况中，我们可以说企业之间的合同违约金条款是达到了效率最大化的状态的。对于规则与规则的解释在这些民法学者的眼中近乎一个纯粹的逻辑推理过程，至于规则背后所隐藏的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生活现实在物权法草案这里得到了高度的提炼。
而在法律经济学语境中，合理是合法的前提，惩法不是法，强调的是法律不得违反经济规律。（3）无意思联络但直接结合造成同一损害后果。其次，我国法学界对法律经济学有意无意的忽视和误用造成的不良后果。[2]大多数法律经济学研究机构是经济研究机构。
比如，在大陆法系，民法典中通常允许当事人以约定违约金过高或者过低为由请求法院调整赔偿数额，[23]在英美法中，违约金条款被分为惩罚性违约金条款、补偿性违约金条款以及限责条款，法院不会强制执行惩罚性违约金。因为惩罚性违约金导致过多诉讼，加之诉讼成本并非全部由当事人来承担，所以惩罚性违约金对社会产生了负外部性。
而文献回顾的起点则是需要找到自己的问题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定位，找准自己的参照系。同时，该解释第四条还规定了共同危险行为。
虽然目前已有一些法学家、经济学家开始涉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但他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理解不同语境基本范畴的关系，是学科（包括学科分支）之间交流的基础。经济学是一门强调逻辑严整性的学科，所有的分析都要给读者交待清楚作者的假设是什么、推导的步骤如何。[15]比如，王利明：《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法律的内部视角固然重要，但法律经济学的外部视角同样重要。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法律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科斯教授、贝克尔教授由于不满法律经济学偏离其感兴趣的法经济学太远，批评大量的法律经济学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贝克尔2005），而一再声称自己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法经济学家。
比如，围绕我国物权立法的种种争论，民法学家持自己的观点，法理学教授持自己的看法，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意见。这里的判断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过程，也就是立法过程。
结果是，不仅法律经济学在中国法学界难以形成气候，而且许多对经济理论一知半解的法学家（往往是著名法学家），难以在我国重要的经济立法方案设计中占有主导位置。也就是要打破学科壁垒，加强法学界与经济学界的合作研究。
[6]据作者从中国期刊网政治法律类上检索2000年至2005年的法学论文，共计876篇，其中输出关键词为交叉学科、法律文化学、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之类的论文共计106篇，而将上述关键词改为标题进行检索的论文共计16篇。可以看出，相对于合同中的其他条款（比如价格条款），违约金条款受到了立法者和司法者的特殊对待。
该解释对共同侵权进行了这样的分类：（1）共同故意。但是，如果我们前面的分析成立，那么，我国的法律经济学研究范围显然还不够广泛，运用的视角也不够宽阔。（5）运用数据检验经济学结论的可靠性 建模本身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建模是理清思路、建立经验检验的假设步骤，用数据对经济学模型进行验证，进而得出经济学结论才是建模的目的。即使个别结论对法律改革有一定的政策指导作用，但也因其疏于对法律严密逻辑体系的论证而导致有关法律体系研究的支离破碎和两张皮，因而对相关法律理论体系的构建弊大于利。
（7）权衡效率之外需要考虑的因素 当然，这种结论还是初步的，还带着如果，如果立法机关并不认为效率是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目标，而事后的个别正义是值得牺牲一般性的稳定预期来追求的目标，那么，此时，由经济学结论得出的法学结论就必须和其他非效率目标进行比较。[19]所以盗版行为的法定成本设定有一个成本效益的比较问题，不宜简单走重刑之路。
因为法学范畴的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工具分析法律制度，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笔者注意到，一些由经济学家著述的有关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论文常常冠以ⅩⅩ法的经济分析的标题。
在法律部门内部，民法学者们与法理学者们也是存在相同的隔阂，学者们在自己的语境与专业背景中各说各的，甚至有点无理论战，打起无谓的口水战来，而不是双方各自虚下心来，诚意地与对方交流。演讲的基本观点是：⒈语境是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是内在意义与外在社会环境的统一。
据此合理主义，可以看出民法基本原理意思自治强调的约定大于法定之民法逻辑，符合法律经济学强调的合理优于合法的经济逻辑。此时，效率之外的因素显然就战胜了我们开始所做的当事人尤其是企业当事人通常比较理性的假设。虽然作者讨论的语境是英美法系，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共同侵权中的赔偿分摊（contribution）和追偿（indemnity）问题，但是，转换到大陆法系语境下，他们的分析结论对于我们确定连带责任的恰当适用范围仍然基本适用。此外著名的例子就是侵权法中对过错判断的合理责任标准。
因为不论多么完美的经济学理论，如果要想在实践中发挥其作用，就必须考虑可操作性规则的立法和司法问题，而后者正是法律人的用武之地。显然，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单一视角，一部法律特别是民法典、物权法等此种如此重要的法典的制定，更是不能沉迷于法学家的自身逻辑世界中。
因此，分析不仅要考虑事故本身的损失，还要考虑各方采取预防措施的成本。[18]参见梁彗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其次是要加强合作意识。但是，什么样案件中的违约金约定过高，什么样案件中的违约金约定过低，需要具体考虑哪些因素并对过高或过低的约定违约金进行合理调整，这些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位国内学者进行过全面细致的分析。